对此，谭星光法官在评述此案时认为：胡亚芬拒不正面回答法庭的提问，如果其控制语气和表达，似乎表面上不会触犯法庭审理纪律和规则。

〔51〕也有学者看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后，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上，也产生了一些职权不明、界限不清等现实问题，主张本着职权法定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以及特定专属原则对大会与常委会职权进行划定。常委会委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而人大代表则是由选民或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所以适当〔14〕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9〕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82 年12月6日，第1版。〔40〕 例如，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得票率为93.2%，略低于国务院工作报告的得票率（98.43%），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得票率则分别为77.67%、77.91%。总之，上述一些完善制度的措施，有利于实现人大的最高地位，促进人大民主性与职权行使有效性的统一。

在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的职权又加上了第十一项，即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48〕 常委会的立法等各项工作主要是通过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积极推动并得到迅速发展，这在客观上对全国人大内在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企业只在反驳它所需的限度内进行风险调查，说明结果，申请许可。

在此情境中，法律上的证明责任是否有用，不是很清楚。[17]但这并不意味着预防原则失去了法原则的意义。可以考虑的措施还有，强化与相关人的协议，课予风险附随研究义务、标识义务，以及作出关于风险认知并不充分的高权警告。因此，决策者必须对特定情况进行研究，根据最可靠的证据和最可信的科学方法作出决策。

后者是指缺乏充分的确定性就不能给预防有害行动提供正当性。安全是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风险预防被设想为有助于降低风险、确保安全。

对于多个设施在整体上导致的风险，即使对个别设施科以个别措施，正是因为其整体性，就不可能查明各个措施有多大的降低风险的效果。只要科学信息不充分、不确定，而风险仍被认为太高而让社会无法承受，该措施仍需维持。二是结构性原则，即以某些法律规范为基础并且使其合法化的一般性指导思想。它是风险行政的一项基本原则，虽然无法从中直接导出权利义务的法效果，但这也是原则的一项特性。

如果在科学上原本就是不确定的，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衡量。第二，不能充分预见有问题的技术或物质的事后影响，因而不能充分有把握地确定不可逆转的结果，这时因介入程度强的控制而产生第二次性风险，即因控制失误而产生成本的问题。对于因果关系等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将来也未必能解明，有时解明也要长期的时间。[13]在美国，通常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采取预防措施，换言之，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而采取临时的措施并不是一般原则，而只能根据个案来判断。

[18]Hans-Joachim Koch（岡田正則監訳）『ドイツ環境法』（成文堂、2011年）98頁参照。2020年《生物安全法》第3条规定：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38]但是，理论上，证明某项活动是安全的必须对未来全部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认知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就一项活动对未来的全部影响作出确定的判断。比例原则在德国的风险预防中存在两种变体。

在我国《食品安全法》上，对于所谓三新食品（即利用新的食品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生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应当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第37条）。首先是适合性审查，即容许的手段有助于规制目的的实现。[2]1992年《里约宣言》第15条原则表明：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10]这与美国法上使用的风险预防措施存在语境上的差异。但问题在于，正是因为其中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预防原则的适用。从逻辑上说，行政机关对于有无超出限度的风险在完成调查后仍真伪不明时，要根据客观性举证责任来判断。

《欧委会通讯》在第6.4项中专门规定了举证责任问题。我国则相对接近于欧盟国家的做法。

（一）比例原则：风险预防措施的权衡 对于基本权利、法治国家而言，在意识到预防原则的问题后，最根本的追问在于：在何种情况下，防止将来发生实际损害的目的能成为将投入权力性手段正当化的条件？国家的权力性手段限制个人的基本权利时，要有法律上的根据，要有超出基本权利所保障利益的实质性正当化理由。在科技风险日益现实化之后，这一条款也能产生新的要求，可以降低对危险盖然性的要求，以更有实效性地提高国家对人权的保障程度。

预防性规范只能提到一些目标，列举一些要点，它们都是在实务中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存在有害影响的风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才会适用风险预防原则。

从行政的事前程序来看，存在两个阶段，其一是国家设定风险预防措施，其二是行政机关依法采取风险预防措施。[44][德]克里斯蒂安·卡莉丝：《行政法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分配》，李忠夏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只要未能判断出人类健康的风险具有充分确定性，除了用于试验目的外，立法者就在法上不赋予使用该物质的许可。[28][法]亚历山大·基斯：《国际环境法》，张若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风险预防原则在精确性、规范程度上的确不高，无法像比例原则、诚信原则那些一般法原则发挥功能。其中的磷脂质案可参见T. P. I. C. E., 26 November 2002, Artegodan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Cases T-74/00, T-76/00, T-83/00 to T-85/00, T-132/00, T-137/00 and T-141/00, at 191. [38]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卡莉丝：《行政法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分配》，李忠夏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

这些问题在风险规制中常有体现，而国际贸易争端又是其双刃剑效果的典型例证。一般以对各相关设施类型的所有设施平等地课予要求为前提，如果风险的整体降低与平均企业的整体费用成比例，就认为基于此对个别设施的要求也是合比例的。

实施风险预防原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预防，无限预防看上去是无限安全，但不仅是做不到的，也将全面扼杀自由。故而，在风险预防措施上无法适用客观性举证责任原理。

对于政府而言，风险预防原则的采用将使国家权力膨胀，破坏既有的权力运行规则。故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这里关系到证明的可能性、产品的安全性、研发的自由等多种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该机构可以采用同一专家委员会的补充意见或其他证据作为其依据，其证明价值至少与有关意见的证明价值相当。[42] 按正常的法理而言，行政机关既然有权设定许可或要求提交安全性评价报告，就有责任说明为何作出这样的设定，提出这样的要求。

因此，要由企业界承担风险评估的科学工作，而非政府一方。而且，若实行职权主义，就不承认提供证据责任。

[12][德]迪特儿·格林：《宪法视野下的预防问题》，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这样才能有助于把握公众对风险的容许度，并就选择的保护水平、实施措施的社会成本等获取利害关系人的理解。

[43]风险制造者的任务是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假设或者关于特定因果关系的推测予以反驳，并且动摇从中推导出来的关切之动因。从理论上说，风险预防措施作为一项侵益性措施，仅仅有宪法的原则性规定和法律原则的规定是不够的，还应当根据侵害保留要求，具有具体的法律根据，亦即要在具备明确的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法律上找到行为根据。